乡土中国故事：如此勤劳_何时能富
本报记者 孙小林
安徽来安县、黄山市、肥西县 报道
这如果不是一部合作的历史，那就是一部单干的历程。
从合作到单干，这是共和国农村生产关系的两端，但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现在将重新回到“合作”的追寻中。
小井庄，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当74岁的何开荫站在村中这块由于光远题写的“中国包产到户发源地”的纪念碑前时，恍惚时光交错。
对于在这块大地上一直勤劳的中国村民们来说，他们如何何时可以富裕，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充满谜一样的追问。
作为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何开荫在三江平原垦荒生产16年，从事农业科研8年，又从事农业宏观管理和政策研究16年。从1979年起，他因积极推行农村大包干出名。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何开荫在合作化的运动中，身先士卒；在共和国的后三十年，他的一大部分时间是在力推包产到户。
现在，何开荫正积极推动小井庄的“合作”化，其所指向的就是如何让村民们富裕起来。
包产到户，这一引领单干的历史事件，至今被作为后三十年辉煌的历史三峡中的重要事件被广泛引用和书写。但却很少注意到，单打独干的农户在这个工业化主导的社会显得颇为落寞。
历史提供了这样的细节：曾率先“大包干”的安徽几千万村民，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陡然间发现自身收入一直在原位徘徊。
当年力促“小岗村”大包干的何开荫在安徽重新出发：他选择了丘陵地区的来安县小李庄，平原地区的肥西县小井庄，山区的黄山市山岔村来探寻这个世纪的叩问：他们如此勤劳，他们如何致富。
与山岔村和小李庄的“自发”相比，小井庄或许更多的具有“政治”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何开荫在这个村的试点。
平原试点：村委会领导下的合作
“我们是自愿的。”这短短六个字，对照大历史的那次改变无数中国人的合作化运动事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意味：独立自主。
一个经常被容易搞混的是，大名鼎鼎的小岗村是包产到组，最早开始包产到户的其实是小井庄，当时又叫分田到户。现在这些分开的田又被组合在一起。
在小井庄，青一色的大棚依次排开，颇有气势。“我们的收入现在大概一年有9000块钱。”村民刘强说。
“小井庄的这个增收只用了4年。”何开荫告诉本报记者。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试点，即在村委会的带领下，小井庄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由大户承包进行集中生产经营。这让上述的成片大棚成为可能。
集约化规模化这一直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常识，但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相关的一次小的调整都一度是触及一个国家的制度。
小井庄的这次改革试点源于2004年，此后中央连续发了五个新的中央一号文件，包括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又见中央一号文件，但土地集中经营，这让1956年到1958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历史再度回想。
制度的轮回需要一个解释。
“我们是自愿的。”这短短六个字，对照大历史的那次改变无数中国人的合作化运动事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意味：独立自主。
虽然新的合作制度的轮回，同样在村委会的带领下进行。
仍需回答历史中寻找切身答案。
回到1970年代。正因为当年当地农民实在无法忍受贫困，才在小岗村“变革”之前“冒死”分田到户，比小岗村的“包产到组”还要更为彻底。
经历了如同全国一样的快速增长后，小井庄遇到了其它村庄共同的问题：增长后劲乏力。
尽管小井庄地处平原地区，但其地理位置并不优越，没有山岔村的黄山优美景色，可以发展旅游业，亦没有小李庄靠近南京的地理优势，可以发展近郊农业。
这导致当地大多数中青年农民不得不前往江浙等外地打工。外界注意到，早在1988年发生的震动全国的“民工潮”在小井庄等中国中西部农村仍然延续着，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正是因为农村农民增收“无望”，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只得背井离乡，到城里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小井庄具有的这一宏大问题的“普遍性”，这成为何开荫重点关注的试点地区，根据何开荫的安排，小井庄主要侧重农民增收和农村金融，而在此之前，小井庄主要靠水稻、小麦等收入为主。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小井庄试点的金融改革却不得不终止。记者了解到，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高门槛，最终试验不得不戛然而止。#p#分页标题#e#
这让小井庄的富裕之路仍存悬疑：制度同质化后，若不能引入资本，或者缺乏这样的渠道，农村的现代性或将仍是道阻且长。
山区试点：自发的土地入股合作
在何开荫的眼里，一个事实是，“单打独干”的农民根本无法成为市场主体，“一步跨越温饱线，二十几年未进富裕门“可以理解，据此，他认为”走向产业联合是大势所趋。”
如果说土地集约，解决的不过是一个生产的技术性规律问题：规模化带来的规模收益，那么这其实忽视的是，土地，作为资本自身的价值。
山岔村，著名风景胜地黄山市的一个普通的山区村庄。现在正以此发动一次改变自身命运的变革。在山岔村的背后是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其中绝大多数位于农村，位于中西部地区，一度发展缓慢。
“我们现在的收入大概是人均一年2万—3万。”9月20日，山岔村村委会主任谢东恩告诉本报记者。在2000年，这个村人均收入只有现在一半不到。
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这个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山岔村亦经历了各家各户土地的“分分合合”， 源自1985年的土地合作，让山岔村的村民们收益不菲。
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出台后的不到三年时间内，全国近4.6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
随后大规模的公社化，农村逐步走向“合作社”的集体化之路，“分田”带来的喜悦被一扫而光，直到1970年代底“包产到户”。
这一年，1979年，山岔村的人均收入只有179元，“大家都靠毁林开荒种植玉米赚钱，此外再无其它收入。”谢说。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收入的快速增加，到了1985年，当地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元左右。
然而，“分田到户”带来的收益到了1980年代下半期就已经略显疲态，“农业科技效果已经不太明显了，仅靠农民自身这点田想增收致富的确很难。”安徽省发改委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经常被提起的是，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发挥了推动改革的重大作用，但到了1987年之后，发展重点转向工业化之后，农业的基础地位在部分地方政府眼里就开始弱化。
一个可以作证的数字是全国农民收入在1989～1991年连续三年年均增长只有1.7%，其中1990年为负0.7%，跌入低谷。
合作再次成为当地农民的选择，1987年当地自发成立了旅游公司，“农民以土地入股，这是自觉的行为，合作是一种朴素的观点，涉及到农民自身利益。”也就在这一年，山岔村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
据安徽方面的官员介绍，当时旅游公司登记是有争议的，“大家都认为乡镇企业都是工业，怎么还有旅游业？而且是以土地入股的。”
事实上，在进行土地合作之前，当地也曾学习苏南走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而这也是当年全国诸多农村普遍采取的“处处冒烟”的发展方式。
“我们当时也开过木材、竹子建工厂，但后来发现不行，一来没市场，二来当时交通不便，三来技术也不行，信息也不灵。”谢东恩说，其所说的“当时”是在1980年代中前期。
于是这种合作得以深化，山岔村一些村组在1990年代开始又接连成立了几家旅游合作公司，全部是农户以土地入股，这使得山岔村开发的景点已经成为黄山十大景区之一。
2008年，山岔村的核心区的老百姓人均纯收入达到2.7万元，全村平均收入也达到了2万每人每年，25年间人均收入增长了120倍。
如今，山岔村的这种合作，按照何开荫的设计将继续进行下去，据悉，未来有可能将成立每个村民小组都成立公司，而村里面组建集团。
据悉，在经济基础比较弱的小组里，将主要做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创意农业的发展。
在何开荫的眼里，一个事实是，“单打独干”的农民根本无法成为市场主体，“一步跨越温饱线，二十几年未进富裕门“可以理解，据此，他认为”走向产业联合是大势所趋。”
丘陵试点：公司模式下的合作
在那个“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年代，当地农民普遍缺乏资金投资用于发展除稻米之外的能够卖到南京的农业产品，如韭菜、番茄、豇豆等。
深处丘陵地区的小李庄离南京只有20多公里。但此前的发展和安徽其它地区的村庄并无太大差别：农业以水稻、玉米等为主，几无工业。
“之前，最大的压力不是收入少，而是收费多。”9月19日，当地一位在光威绿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和几乎所有农村一样，当时的小李庄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地有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头税重、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p#分页标题#e#
所谓头税即农业税；二税是指提留和统筹；三税是指规定以外的各种摊派的税收。
在那个“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年代，当地农民普遍缺乏资金投资用于发展除稻米之外的能够卖到南京的农业产品，如韭菜、番茄、豇豆等。
“我当时也想投资大棚蔬菜什么的，但当时哪有钱啊，交完费什么的都没得钱剩了。”这是当地村民的普遍心态。
小李庄所面临的窘境并不特殊，上世纪的1988年，当时的国务委员陈俊生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一些县进行调研，发现当地农民负担竟占人均收入的22%。
然而，小李庄的命运却在后来的改革中得以发生改变，当地农民自发逐步小规模合作进行养殖、种植经济作物。
到了2007年，在当地一个企业老总的带领下，小李庄成立了威光绿园合作社，农民都选择加入这个合作社，开始利用大棚种植蔬菜卖给南京的菜市场，并大规模养殖了猪、鸭等能够增收的动物。
记者了解到，合作社由企业出资建设，村民则以土地等入股，到了2008年年底，合作社就共实现年产值累计300多万元，实现利润110多万元，入股农户人均收入接近1.2万元。
“我们现在忙得没时间打牌，活很多。”9月19日，小李庄一群在整理韭菜等待南京菜市场贩子前来收购，“也没有一个人出去打工。”
现在收入每年大概是2万到3万元，其中一位正在整理韭菜的村民告诉本报记者，“我才不会出去打工呢，家里又自由，收入又比打工高，为什么出去？”
养猪亦被设计成多元化农业中的一个链条，“公猪一头可以赚200到300块钱，但风险比较大，母猪可能赚得多一些。”这是当地养猪村民的一本账。
也就在他们刚开始多元化种植和养殖时，2005年，村民突然发现，他们不需要交农业税等各种税费了，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全面免收农业税，亦禁止乱搭车收费。
“我家四口人一下子一年就省了600块钱，什么税啊、费啊。“这位养猪场职工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这给了小李庄诸多村民以更多的资金去开发经济作物，事实上，在何开荫的设计里，小李庄侧重现代农业建设试点，也即多元化农业。
正是现代农业使得小李庄走向了富裕，相宫村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小李庄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万多一年。
在当地村民眼里，有一个带头人带着大家干，一起合作起来干，“大家都认为有盼头。”
据悉，这位企业老总原为小李庄人，因为赚钱了想回报当地老百姓，如今其已经被任命为小李庄所在的相官村的党总支书记。
如今，被当地人称为“会所”的高档农家乐即将对南京市民开放，当地又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
合作的现代性：组织的优势
强有力的村委会通过公司加强村民合作是比较“靠谱”的做法。但对于村民自治这样的现代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防范村委会掌控下的公司制度“政企不分”的特点？
尽管试点事先并没有强调合作，但三个试点村庄都共同选择了村民合作的方式，尝试了富裕的感觉。
农民要面临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双重风险，“让弱小的农户去面临这双重风险”很难承担，因此应该发展专业的农民合作组织，这一点“我们还刚刚起步”，2008年11月6日，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报告会上陈锡文说。
陈锡文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认为合作是当前农民致富的重要选择。
何开荫与陈的想法不谋而合，何对本报记者表示，农村发展应该走“村企合一的道路（两块牌子，一块人马），最吸引农民的是把土地作为农民资本放到集体经济组织手中，集体投入，不需要农民出钱。”
这正是前述山岔村的发展模式，“刚开始，村里也没有太多引导，但到了后来，1990年代，村委会的引导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产业要上规模、上台阶。”山岔村委会主任谢东恩认为合作非常重要，而且村委会要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谢告诉本报记者，与小李庄一样，村委会组织村民合作也是通过公司模式来进行。
山岔村一位干部给本报举例说，当地开发的九龙瀑布，两个村民各开了一个入口，抢生意，所以2003年，进行了相关整合，成立了九龙瀑旅游责任公司，董事会由村主任担任，董事会成员各组都出人，“所以很和谐”。
对此，谢东恩也认为，强有力的村委会通过公司加强村民合作是比较“靠谱”的做法。但对于村民自治这样的现代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防范村委会掌控下的公司制度“政企不分”的特点？#p#分页标题#e#
山岔村在这个方面就进行了更大的改革。此前，当地村里的组长是各个旅游公司领导，一位参与改革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若旅游公司的领导在任不干事，又是村组的队长，若比较霸道，村民也只能忍着。”
2006年，山岔村进行了改革，旅游公司的总经理都从外界聘请，改制后5%村委会，5%镇实体（不参与分红），90%属于村组。
只不过，他们的合作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适合全国推广？
在这块土地上，8亿勤劳的农民如何何时富裕，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中国追寻现代性的最后归宿。
三个试点成功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是否具有可复制意义显然也是试点的题中之义。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山岔村很大，里面还有两个极为偏僻的自然组，一个深藏在山沟里，人迹罕至，一个在1000公尺的半山腰里，收入并没有山岔村其他村民组收入高。
“但这种差距正在缩小，其他几个组也正在发展特色农业，收入逐步已经跟上来了。”山岔村委会主任谢东恩告诉本报记者。
如小李庄的辐射效应已经从小李庄18户人家开始溢出，周边居民已经开始效仿：很多大棚已经是非小李庄老百姓负责种植的。
在肥西县小井庄，也并入了周边其它一些村庄，试图扩大这种试点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而即使在富裕的江苏江阴华西村，也将一些周边地区划入了华西村，期待能够复制原华西村的模式，带动周边地区共同致富。
尽管一个村庄的试点已经很难像当年“小岗村”那么大的示范意义，但仍然具有普适性，人们仍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安徽的一位农业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土地等农民可操作的空间并限制得比较严格时，现在农村能够发展的路径不外乎，走多元化农业发展之路，走合作之路等方式。
何开荫告诉本报记者，中央号召让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农民又没有资本，拿什么去增值？如果在政策上没有大的突破，农民注定了只能在人均两亩地不到的耕地上作文章。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优势和劣势，要形成多元化产业格局，尽量多地建立起不同的产业链、加工链、价值链，最大限度地提高其附加值。”何说。
“三个试点的模式可以复制，但关键要看当地村组织是否有能人？是否有企业家出来带头？”上述这位农业专家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以财政二次分配投入为支撑。“这是安徽省人民政府监事室上报的《肥西县小井庄再次率先探索新农村建设》报告中的话。
外界对于政府的组织性颇为期待，他们需要的显然不是“农业学大寨”式的政治运动。
在这块土地上，8亿勤劳的农民如何何时富裕，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中国追寻现代性的最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