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故事：如此勤劳_何时能富

本报记者 孙小林

安徽来安县、黄山市、肥西县 报道

这如果不是一部合作的历史，那就是一部单干的历程。

从合作到单干，这是共和国农村生产关系的两端，但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现在将重新回到“合作”的追寻中。

小井庄，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当74岁的何开荫站在村中这块由于光远题写的“中国包产到户发源地”的纪念碑前时，恍惚时光交错。

对于在这块大地上一直勤劳的中国村民们来说，他们如何何时可以富裕，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充满谜一样的追问。

作为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何开荫在三江平原垦荒生产16年，从事农业科研8年，又从事农业宏观管理和政策研究16年。从1979年起，他因积极推行农村大包干出名。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何开荫在合作化的运动中，身先士卒；在共和国的后三十年，他的一大部分时间是在力推包产到户。

现在，何开荫正积极推动小井庄的“合作”化，其所指向的就是如何让村民们富裕起来。

包产到户，这一引领单干的历史事件，至今被作为后三十年辉煌的历史三峡中的重要事件被广泛引用和书写。但却很少注意到，单打独干的农户在这个工业化主导的社会显得颇为落寞。

历史提供了这样的细节：曾率先“大包干”的安徽几千万村民，在上世纪90年代后陡然间发现自身收入一直在原位徘徊。

当年力促“小岗村”大包干的何开荫在安徽重新出发：他选择了丘陵地区的来安县小李庄，平原地区的肥西县小井庄，山区的黄山市山岔村来探寻这个世纪的叩问：他们如此勤劳，他们如何致富。

与山岔村和小李庄的“自发”相比，小井庄或许更多的具有“政治”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何开荫在这个村的试点。

平原试点：村委会领导下的合作

“我们是自愿的。”这短短六个字，对照大历史的那次改变无数中国人的合作化运动事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意味：独立自主。

一个经常被容易搞混的是，大名鼎鼎的小岗村是包产到组，最早开始包产到户的其实是小井庄，当时又叫分田到户。现在这些分开的田又被组合在一起。

在小井庄，青一色的大棚依次排开，颇有气势。“我们的收入现在大概一年有9000块钱。”村民刘强说。

“小井庄的这个增收只用了4年。”何开荫告诉本报记者。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试点，即在村委会的带领下，小井庄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由大户承包进行集中生产经营。这让上述的成片大棚成为可能。

集约化规模化这一直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常识，但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相关的一次小的调整都一度是触及一个国家的制度。

小井庄的这次改革试点源于2004年，此后中央连续发了五个新的中央一号文件，包括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又见中央一号文件，但土地集中经营，这让1956年到1958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历史再度回想。

制度的轮回需要一个解释。

“我们是自愿的。”这短短六个字，对照大历史的那次改变无数中国人的合作化运动事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意味：独立自主。

虽然新的合作制度的轮回，同样在村委会的带领下进行。

仍需回答历史中寻找切身答案。

回到1970年代。正因为当年当地农民实在无法忍受贫困，才在小岗村“变革”之前“冒死”分田到户，比小岗村的“包产到组”还要更为彻底。

经历了如同全国一样的快速增长后，小井庄遇到了其它村庄共同的问题：增长后劲乏力。

尽管小井庄地处平原地区，但其地理位置并不优越，没有山岔村的黄山优美景色，可以发展旅游业，亦没有小李庄靠近南京的地理优势，可以发展近郊农业。

这导致当地大多数中青年农民不得不前往江浙等外地打工。外界注意到，早在1988年发生的震动全国的“民工潮”在小井庄等中国中西部农村仍然延续着，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正是因为农村农民增收“无望”，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只得背井离乡，到城里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小井庄具有的这一宏大问题的“普遍性”，这成为何开荫重点关注的试点地区，根据何开荫的安排，小井庄主要侧重农民增收和农村金融，而在此之前，小井庄主要靠水稻、小麦等收入为主。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小井庄试点的金融改革却不得不终止。记者了解到，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高门槛，最终试验不得不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