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岔村在这个方面就进行了更大的改革。此前,当地村里的组长是各个旅游公司领导,一位参与改革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若旅游公司的领导在任不干事,又是村组的队长,若比较霸道,村民也只能忍着。”
2006年,山岔村进行了改革,旅游公司的总经理都从外界聘请,改制后5%村委会,5%镇实体(不参与分红),90%属于村组。
只不过,他们的合作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适合全国推广?
在这块土地上,8亿勤劳的农民如何何时富裕,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中国追寻现代性的最后归宿。
三个试点成功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是否具有可复制意义显然也是试点的题中之义。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山岔村很大,里面还有两个极为偏僻的自然组,一个深藏在山沟里,人迹罕至,一个在1000公尺的半山腰里,收入并没有山岔村其他村民组收入高。
“但这种差距正在缩小,其他几个组也正在发展特色农业,收入逐步已经跟上来了。”山岔村委会主任谢东恩告诉本报记者。
如小李庄的辐射效应已经从小李庄18户人家开始溢出,周边居民已经开始效仿:很多大棚已经是非小李庄老百姓负责种植的。
在肥西县小井庄,也并入了周边其它一些村庄,试图扩大这种试点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而即使在富裕的江苏江阴华西村,也将一些周边地区划入了华西村,期待能够复制原华西村的模式,带动周边地区共同致富。
尽管一个村庄的试点已经很难像当年“小岗村”那么大的示范意义,但仍然具有普适性,人们仍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安徽的一位农业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土地等农民可操作的空间并限制得比较严格时,现在农村能够发展的路径不外乎,走多元化农业发展之路,走合作之路等方式。
何开荫告诉本报记者,中央号召让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农民又没有资本,拿什么去增值?如果在政策上没有大的突破,农民注定了只能在人均两亩地不到的耕地上作文章。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优势和劣势,要形成多元化产业格局,尽量多地建立起不同的产业链、加工链、价值链,最大限度地提高其附加值。”何说。
“三个试点的模式可以复制,但关键要看当地村组织是否有能人?是否有企业家出来带头?”上述这位农业专家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以财政二次分配投入为支撑。“这是安徽省人民政府监事室上报的《肥西县小井庄再次率先探索新农村建设》报告中的话。
外界对于政府的组织性颇为期待,他们需要的显然不是“农业学大寨”式的政治运动。
在这块土地上,8亿勤劳的农民如何何时富裕,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中国追寻现代性的最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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