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故事：如此勤劳_何时能富

这让小井庄的富裕之路仍存悬疑：制度同质化后，若不能引入资本，或者缺乏这样的渠道，农村的现代性或将仍是道阻且长。

山区试点：自发的土地入股合作

在何开荫的眼里，一个事实是，“单打独干”的农民根本无法成为市场主体，“一步跨越温饱线，二十几年未进富裕门“可以理解，据此，他认为”走向产业联合是大势所趋。”

如果说土地集约，解决的不过是一个生产的技术性规律问题：规模化带来的规模收益，那么这其实忽视的是，土地，作为资本自身的价值。

山岔村，著名风景胜地黄山市的一个普通的山区村庄。现在正以此发动一次改变自身命运的变革。在山岔村的背后是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其中绝大多数位于农村，位于中西部地区，一度发展缓慢。

“我们现在的收入大概是人均一年2万—3万。”9月20日，山岔村村委会主任谢东恩告诉本报记者。在2000年，这个村人均收入只有现在一半不到。

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这个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山岔村亦经历了各家各户土地的“分分合合”， 源自1985年的土地合作，让山岔村的村民们收益不菲。

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出台后的不到三年时间内，全国近4.6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

随后大规模的公社化，农村逐步走向“合作社”的集体化之路，“分田”带来的喜悦被一扫而光，直到1970年代底“包产到户”。

这一年，1979年，山岔村的人均收入只有179元，“大家都靠毁林开荒种植玉米赚钱，此外再无其它收入。”谢说。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收入的快速增加，到了1985年，当地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元左右。

然而，“分田到户”带来的收益到了1980年代下半期就已经略显疲态，“农业科技效果已经不太明显了，仅靠农民自身这点田想增收致富的确很难。”安徽省发改委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经常被提起的是，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发挥了推动改革的重大作用，但到了1987年之后，发展重点转向工业化之后，农业的基础地位在部分地方政府眼里就开始弱化。

一个可以作证的数字是全国农民收入在1989～1991年连续三年年均增长只有1.7%，其中1990年为负0.7%，跌入低谷。

合作再次成为当地农民的选择，1987年当地自发成立了旅游公司，“农民以土地入股，这是自觉的行为，合作是一种朴素的观点，涉及到农民自身利益。”也就在这一年，山岔村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

据安徽方面的官员介绍，当时旅游公司登记是有争议的，“大家都认为乡镇企业都是工业，怎么还有旅游业？而且是以土地入股的。”

事实上，在进行土地合作之前，当地也曾学习苏南走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而这也是当年全国诸多农村普遍采取的“处处冒烟”的发展方式。

“我们当时也开过木材、竹子建工厂，但后来发现不行，一来没市场，二来当时交通不便，三来技术也不行，信息也不灵。”谢东恩说，其所说的“当时”是在1980年代中前期。

于是这种合作得以深化，山岔村一些村组在1990年代开始又接连成立了几家旅游合作公司，全部是农户以土地入股，这使得山岔村开发的景点已经成为黄山十大景区之一。

2008年，山岔村的核心区的老百姓人均纯收入达到2.7万元，全村平均收入也达到了2万每人每年，25年间人均收入增长了120倍。

如今，山岔村的这种合作，按照何开荫的设计将继续进行下去，据悉，未来有可能将成立每个村民小组都成立公司，而村里面组建集团。

据悉，在经济基础比较弱的小组里，将主要做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创意农业的发展。

在何开荫的眼里，一个事实是，“单打独干”的农民根本无法成为市场主体，“一步跨越温饱线，二十几年未进富裕门“可以理解，据此，他认为”走向产业联合是大势所趋。”

丘陵试点：公司模式下的合作

在那个“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年代，当地农民普遍缺乏资金投资用于发展除稻米之外的能够卖到南京的农业产品，如韭菜、番茄、豇豆等。

深处丘陵地区的小李庄离南京只有20多公里。但此前的发展和安徽其它地区的村庄并无太大差别：农业以水稻、玉米等为主，几无工业。

“之前，最大的压力不是收入少，而是收费多。”9月19日，当地一位在光威绿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和几乎所有农村一样，当时的小李庄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地有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头税重、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